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,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,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。這為我們正確看待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和經濟形勢、樹立提高發展質量導向提供了指導和遵循。
  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符合發展規律今年以來,我國經濟增長基本平穩,略有回落。如何看待當前經濟形勢,成為各方關註的一個重要問題。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不同,所得出的結論也大不一樣。一種觀點較為消極,主要理由是三季度增長速度降至7.3%,為近些年來的新低。這種觀點著眼於增長速度,由此形成的判斷就不太樂觀,甚至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潛力和前景疑慮甚多。但如果換個角度,著眼於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、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背景,判斷就會大不相同。
  我國經濟已經歷30多年的高速增長。從國際上看,二戰後包括日本、韓國、我國臺灣等在內的一批成功追趕型經濟體,在經歷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、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(這是一種購買力平價指標)左右時,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回落,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。這一現象具有較強的規律性。其原因從供給角度看,主要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接近完成,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趨於穩定或下降,勞動力、土地、環境等要素成本明顯上升等;從需求角度看,則是大多數工業品的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。我國經濟增長與這些經濟體具有較強相似性。據測算,目前我國人均收入已接近或達到上面提到的增長回落水平。事實上,前幾年我國東南沿海一些發達地區已達到這個拐點,增長速度率先出現調整。近一個時期總體增長速度放緩,表明我國已進入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期。增長速度的這種放緩,是經濟規律使然。能夠在11000國際元而不是較低收入水平上出現增速回落,是我國跨越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、較為充分利用工業化階段增長潛力的表現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這是經濟發展成功的標誌。近年來我國逐步調低增長指標,是主觀決策順應客觀規律的表現。但有人不太適應已經變化的情況,還想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。然而,當潛在增長率下降後,人為推高是推不上去的;即使推上去,很快還會下來,而且要付出很大代價。
  儘管我國增長速度有所放緩,但從國際範圍看仍位居前列。在經濟規模持續擴大的情況下,雖然增速下調,但增量更大。與2000年相比,目前我國經濟總量已經擴大5倍左右,那時增長1個百分點所對應的新增量約為1000億元,而現在則達到5000億—6000億元。即使增速有所回落,每年的新增量也遠大於以往,相當於目前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,而且還在逐步擴大。我國未來經濟增長潛能依然位居世界前列,對全球經濟的帶動作用至關重要。那種把我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當成“衰落”甚至“崩盤”的說法,是完全站不住腳的。如果能夠實現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的平穩轉換,我們既定的到2020年經濟總量和居民收入翻番、進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有保障的。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,我國經濟總量的位置還可能前移,特別是人均收入水平有望進入高收入社會行列。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會站在更高、更為有利的起點上。
  重要的是結構調整和發展質量提升在增長階段轉換時期,增長速度放緩容易引人關註。然而,速度變化是相當錶面化的,更重要的是速度背後的結構和發展質量變化。
  以往人們在分析我國增長模式時,經常提到的問題是過多依賴投資、工業、外需和要素投入。過去一兩年和當前,這種情況正在發生具有長遠意義的轉折性變化。具體地說,消費的比重已經超過投資,第三產業的比重已經超過第二產業,出口由過去20%以上的增速降到5%—10%,要素投入中勞動力總量開始減少,環境約束進一步加大。我國經濟正在呈現更多地依靠消費、服務業、內需和要素生產率提升的新增長格局。與此同時,經濟發展基本穩定,有些方面還有所提高。例如,儘管仍存在結構性就業壓力,但就業形勢總體較好,一些地方還存在“招工難”現象。經濟增長1個百分點所吸收的就業人數,10年前約為80萬人,目前則達到170萬人;企業速度效益型的增長模式開始轉變,隨著增長速度回落,企業盈利水平出現分化,但近一兩年趨於穩定;財政收入出現波動,部分地區承受壓力較大,但總體上仍保持一定增速;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長速度,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提高,民生持續得到改善;在增速下降的背景下,部分地區和領域金融財政風險累積,但守住了不發生全局性、系統性風險的底線;環境壓力繼續增大,特別是大面積霧霾天氣對群眾生活帶來不利影響,但從全國看節能減排、綠色發展取得一定進展。
  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,增長動力和機制轉換,矛盾和風險集中顯露或釋放,不確定、不穩定因素較以往明顯增加。從國際經驗看,不少經濟體正是在這一時期出了大問題,甚至陷入嚴重危機。在這一時期,問題、矛盾和挑戰多一點是正常的。我們在這一時期能夠保持經濟增長基本穩定,能夠在結構調整、發展質量改善上取得重要進展,能夠守住不發生全局性、系統性風險的底線,實屬不易,再一次顯示了獨特的制度優勢。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,但發展並不等同於增長速度。提高發展質量,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,都屬於發展的範疇,而且是更重要的發展。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少作為甚至不作為,調結構、轉方式需要花更大氣力、有更大作為。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。適應放緩了的增長速度,最重要的是要形成與以往不同的增長結構和動力機制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已經出現的結構和動力變化尤其值得關註,應給予積極評價。從更長一個時期看,不經歷轉型期的風浪,不經過困難局面的磨練,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走向成熟和穩固。
  重視並樹立提高發展質量導向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已經講了多年,之所以落實不到位,一個重要原因是以往的高速度容易掩蓋發展質量方面的問題。當增長速度放緩後,再不重視發展質量,即使中高速增長也將難以為繼。因此,新常態下必須旗幟鮮明地樹立提高發展質量的導向。這實際上是新形勢下的發展觀問題。我們講科學發展,最重要的是遵循發展規律,在轉入中高速增長期後,切實以提高發展質量為中心,謀劃和帶動經濟工作全局。
  以發展質量指標倒推速度指標。新常態下仍然需要保持一個適當高的增長速度,但僅就速度論速度是無意義的。以往存在“以速度論英雄”的傾向,先定速度指標,再安排其他指標,往往扭曲了速度和質量之間的關係。在經濟增長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的新形勢下,只有重視並切實抓好發展質量,才有可能爭取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。打不好發展質量的底子,要麼速度上不去,要麼上去了也難以維持。質量指標優先,以發展質量倒推速度,才能擺正經濟發展中的諸多關係,實現充分利用增長潛力且具可持續性的增長。為此,應精心研究和確定反映新常態下發展質量的指標,例如按照“就業可充分、企業可盈利、財政可增收、民生可改善、風險可控制、資源環境可持續”的要求,形成若干有利於提高發展質量、切實可行的指標。然後,以質量指標倒推或確定速度指標。也就是說,適應提高發展質量要求的速度才是合適的、好的速度。適應提高發展質量要求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。與發展質量相對應的速度有一個合理區間,速度過高或過低都會對發展質量產生不利影響。在目前情況下,速度過高會加長杠桿,加大一些領域本已較為嚴重的金融財政風險或產能過剩;過低則會降低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,進而影響就業增長。保持與發展質量相適應的速度區間並不容易,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更具挑戰性的要求。當增速出現快速下滑苗頭時,適度的刺激政策仍是必要的。但要明確,刺激政策只有助於恢復短期平衡,並不能解決中長期結構問題。轉型期推出刺激措施的目的是“托底”,防止經濟增速嚴重偏離潛在增長率,損害發展質量,而非“推高”,重返高增長軌道。
  提高發展質量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重要位置。過去長時間的高增長,一定程度上掩蓋或推後了金融財政風險。在增長階段轉換過程中,隨著增長環境和機制的改變,房地產、產能嚴重過剩產業、影子銀行、地方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有可能累積或顯露。我們強調增長速度要與提高發展質量相適應,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與防控金融財政風險的要求相適應。從國際經驗看,無論老牌發達國家還是後起的追趕型經濟體,在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後,大都曾出現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,有的很多年經濟都難以恢復。因此,在增長階段轉換期,必須把防控金融財政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。只要我們守住不發生系統性、全局性風險的底線,平穩轉入中高速增長期,即使其他指標短期內差一點,從大局和長遠看也是值得的。從國際上說,我們將創造現代經濟發展中有價值的新鮮經驗。提高發展質量歸根結底要靠全面深化改革。有種觀點認為,我國仍然具有高增長的潛力,只是體制障礙制約了潛力的發揮。換言之,只要改革到位了,仍然可以重回以往的高增長軌道。這種對改革與增長關係的理解並不准確。改革與增長的關係相當複雜,有些改革如放寬市場準入,確實能釋放增長潛能;有些改革如反腐敗,則可能短期內限制一些浪費性的消費。但兩者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都有利於提高效率。放寬準入“放”進來一些有活力的投資者,可以帶來投資增量,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投資效率。減少浪費性消費,把資金用於扶貧、改善民生等領域,大大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。由此說來,發展質量狀況應當成為改革是否深入、是否取得成效最重要的尺度之一。切實推進關鍵領域的改革,進而打牢提高發展質量的基礎,我國經濟才能在新常態下爭取到實實在在、沒有水分同時相對較高的增長速度,開闢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新局面。
  (原標題:新常態下應樹立提高發展質量導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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